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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强农兴农人才 把“金种子”撒在祖国大地******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培养强农兴农人才 把“金种子”撒在祖国大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李洁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学锋 张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这既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更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学校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团长李兴旺以“开启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书写青春和奋斗的华章”为题，为青年学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和遵循，不断增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努力培养更多卓越农林人才，勇担强农兴农光荣使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接续奋斗，在深度融入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更多“金种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在果园调试苹果双臂采摘设备。靳军摄/光明图片

　　在深研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校领导、各部（处、室）负责人及学校33个基层党委（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党支部书记、党员、师生和党外人士于当天上午集中收看了开幕会，全体师生备受鼓舞、十分振奋、反响热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既要整体把握、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连日来，校党委突出农林高校办学特点、学科特色和使命任务，制定了按章节分步骤推进的学习计划，用5周时间分阶段原原本本、持续深入学习，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校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学习会议，印发学习贯彻文件，校领导带头宣讲巡讲，依托校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师生政治理论学习，扎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学以致用。

　　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深刻领悟党章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各级党团组织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纳入“三会一课”、主题党团日，积极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

　　在学校东南窑文化展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为支部党员讲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他指出，作为一名党员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要持续聚焦小麦重大病害绿色防控科学和技术问题，攻坚克难、不懈奋斗，努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

　　在广大青年学生层面，学校党团组织重点聚焦学生党员、学生团员、青马骨干、研究生骨干等，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参加“鸿鹄计划”领导力训练营的研究生骨干王绍强表示，要矢志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三农”事业增添青春力量。

　　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在学习中提升了站位，在交流中凝聚了共识。大家深刻认识到党的二十大关于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人才强国等重大部署带来的发展机遇，提高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景色。张佳奎摄/光明图片

　　在学习宣传全覆盖中强化育人育才使命

　　学校党委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打造“宣讲+培训+育人”理论宣讲品牌。成立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构建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统筹组织、各单位深度参与、覆盖全体师生员工的“大宣讲”格局。全体校领导率先垂范，为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联学导学。各二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积极指导督促本单位学习，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学习的重要内容分批分期进行系统培训。学校组织开展第五期高层次人才研修班、第八期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开展了校史校情、人才安全、乡村振兴、未来农业与共同富裕教育实践活动，赴浙江嘉兴南湖、安吉余村实地感悟“红船精神”和“两山”理念。

　　学校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从13名代表到现在96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久经考验而不忘初心使命。”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赵星宇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党史有机结合，为学生带来生动的一课。

　　在学校公益法律服务团的基础上，学校成立了“法治小院”，组织师生积极开展法治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做好法律咨询工作。

　　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根本遵循，把就业作为战略工作，学校召开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会，实施“招培就”一体化工程，切实守好学生就业的“幸福线”。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优势，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校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研究中心系统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了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校党委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学习，围绕“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打造旱区农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等7个方面开展专题研讨，把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去谋划、去推进、去落实，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结合点，进一步坚定扎根西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信心和决心。

　　在课堂上、田野里，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学校师生接续奋斗，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不断提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力，用实干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果园树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近期秋肥要跟上。”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园里，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马锋旺正在现场指导。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延安市考察。学校及时召开党委常委会议集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并召开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持续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学校组团专程赴延安调研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实地走访当地苹果园，围绕提质增效、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矮化密植栽培、装备智能化信息化、自然灾害预防、品牌建设等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场指导。

　　“延安农业产业发展拥有浓厚的西农情结，农产品蕴含着强大的西农基因。”谈到学校对延安苹果产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延安市副市长魏延安表示。

　　2015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继选育出“瑞阳”“瑞雪”“秦脆”“秦蜜”“瑞香红”等优良新品种，受到群众广泛喜爱。光是今年，5亩“秦脆”就为延安市洛川县石头镇背固村果农崔卫东带来了18万元的收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表示，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绿色发展等新部署，为涉农高校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全校上下将进一步坚定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信心和决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西农力量”。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05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